
在唐朝历史上,提到中兴第一名臣,大多数人首先想到的是郭子仪。然而若论实际战功,李光弼的军事成就其实远超郭子仪。这个鲜为人知的事实背后配资在线炒股配资,隐藏着一段令人唏嘘的历史故事。
邺城之战失利后,郭子仪被解除了所有军职,导致他完全错过了平定安史之乱的下半场战役。而李光弼则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角,肩负起平定叛乱的重任。但历史总是充满遗憾,李光弼最终也没能享受到胜利的荣光,因为收官阶段的主角变成了仆固怀恩。此时的李光弼已被调任河南副元帅,驻守临淮,远离了主战场。
大唐军界最锋利的两把利剑,郭子仪中途退场,李光弼也未能坚持到最后。这不禁让人疑惑:难道朝廷真的人才济济到可以随意浪费的地步?答案显然是否定的。否则,年过八旬的郭子仪为何还要继续征战沙场?
展开剩余87%值得注意的是,朝廷对这两位军事统帅的态度截然不同。郭子仪一直受到压制,被迫中途退出并不令人意外。而李光弼则被寄予厚望,为何最终也黯然隐退?这背后有着不得已的苦衷。
李光弼的退出实属无奈之举。当时的情况是,他已经无法有效控制自己的部下。若不及时调离,他很可能会步李国贞的后尘,被自己的部下杀害。这个结果令人费解,因为李光弼向来以治军严明著称,为何会沦落到连自己的部队都约束不了的地步?这要从河阳之战说起。
河阳之战中,李光弼面临的最大威胁竟然来自自己的部下。郭子仪被罢免后,李光弼接任天下兵马副元帅、朔方军节度使,成为实际上的平叛总指挥。由于邺城之战的失败,史思明重新占领河北,并率大军直扑河南。唐军被迫由攻转守,黄河两岸再次成为前线。
东都洛阳无疑是叛军的主要目标。为保卫洛阳,李光弼制定了周密的防御计划,将防御重点放在北面的黄河要塞。然而史思明诡计多端,采取声东击西之策,将主攻方向转向滑州和汴州。在叛军猛攻下,汴滑节度使许叔冀很快投降。这两州的失守带来严重后果,叛军兵分两路:一路南下威胁临淮,一路西进直逼洛阳。
面对如此危局,李光弼不得不铤而走险,下令放弃洛阳,给史思明留下一座空城。同时,唐军北渡黄河,以河阳三城为中心,固守怀州。李光弼的战略意图很明确:既然洛阳守不住,也不能将整个河南拱手相让,必须在敌占区插入一颗钉子。这样既能为反攻保留根据地,又能牵制敌军兵力,阻止其西进威胁长安。
河阳就是这颗战略钉子。用李光弼的话说,这里北连泽潞,利则进取,不利则退守,表里相应,使贼不敢西侵,此猿臂之势也。于是,著名的河阳之战就此爆发。
这场战役虽然最终获胜,但过程异常艰难。李光弼不仅要应对叛军的正面进攻,还要提防部下的阳奉阴违、消极怠工,甚至背后捅刀。这种内部危机早在李光弼刚上任时就已显现。第一个反叛者叫张用济,此人不满李光弼的严苛治军,在军中串联说:李光弼老是夜间突袭检查,我们朔方军是叛军吗?不如派精锐突袭洛阳,干掉他。令人震惊的是,这个提议竟得到众多将士响应,他们皆被甲上马,衔枚以待。
幸运的是,节度副使仆固怀恩及时得知此事并加以阻止:这样做就是谋反!朝廷一定会认为郭老是幕后主使,这不是害了他老人家吗?仆固怀恩的及时干预避免了一场兵变。但事情还是传到李光弼耳中,他借口张用济移防河阳行动迟缓,下令将其处决。
张用济刚被斩首,仆固怀恩就带着500名胡骑气势汹汹地前来兴师问罪。李光弼大惊失色,若发生火并,他很可能成为第二个李国贞。好在仆固怀恩并不想把事情闹大,只是想给李光弼一个下马威。他假装训斥胡骑将领:不是不让你们跟着我吗?怎么敢违抗命令?李光弼心领神会,故作轻松地说:将士们跟随主帅是应该的,何罪之有?来,一起喝酒吃肉。若非仆固怀恩居中调停,李光弼能否活着走出军营都成问题,足见河阳之战的凶险程度。
在这场战役中,李光弼展现出非凡的智慧和顽强的意志。他用三刀震慑全军:第一刀指向自己,从靴中拔出利刃宣布:此战若我有半步退却,你们任何人都可用此刀杀我;第二刀指向心腹爱将郝廷玉,命其打头阵,若败退立即处斩;第三刀指向仆固怀恩之子仆固玚,在其稍有退却时立即派监军持刀索命。通过这种极端手段,唐军最终击退叛军,赢得河阳之战的胜利。但胜利掩盖不了李光弼与部下的深刻矛盾,更大的冲突即将来临。
邙山之败成为压垮李光弼的最后一根稻草。河阳之战后,李光弼计划固守怀州,但监军鱼朝恩坚持要求收复洛阳。仆固怀恩露出真面目,附和鱼朝恩上书朝廷,声称收复洛阳易如反掌。在鱼朝恩的干预下,李光弼被迫改变计划,留李抱玉镇守河阳,自己与仆固怀恩率军渡河,发起收复洛阳的战役。
大军在洛阳城北的邙山扎营时,李光弼下令在险要处设营,不得轻易出战。但仆固怀恩故意在平原扎营,这显然是在给李光弼难堪。史思明见唐军来攻,故意诈败,丢弃大量物资。唐军将士见状纷纷争抢战利品,结果遭到叛军伏击,惨败而逃。令人费解的是,唐军竟一口气逃到三百多里外的山西闻喜,连远离战场的李抱玉也弃守河阳逃跑。这明显是朔方军将士联手坑害李光弼的结果——就是不听指挥,就是要让他吃败仗,就是要逼他下台。
鱼朝恩不明就里,稀里糊涂成了朔方军的帮凶,还将战败责任全推给李光弼。李光弼有苦难言,只能上书请罪。唐肃宗心知肚明——这个局本就是他设的,只是没想到李光弼也驾驭不了朔方军。于是只能将李光弼调任临淮。
李光弼与朔方军的矛盾根源,要从唐朝军事制度的演变说起。唐玄宗开元中期,府兵制难以为继,改为募兵制。藩镇的募兵权、财权、行政权不断扩大,逐渐形成私兵性质。郭子仪治军宽厚,深得军心,朔方军几乎成了他的私人武装。这不是郭子仪有意为之,而是藩镇制度的必然结果——否则安禄山也不会有造反的资本。
唐肃宗最担心的就是朔方军一家独大。他选择李光弼接掌朔方军,并非出于信任,而是为了制衡郭子仪。后来改由仆固怀恩统领,虽然能控制军队,却处理不好与朝廷的关系。唯有郭子仪能两者兼顾,这就是他年过八旬仍不得退休的原因——只要他在场,再桀骜的将领也得俯首听命。
这段历史深刻揭示了唐朝藩镇制度的弊端:看似增强了军力,实则埋下了无法根除的祸根配资在线炒股配资,最终吞噬了这个强盛帝国。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,当今某些超级大国不也正被其引以为豪的制度拖入困境吗?历史已经证明,这种结构性缺陷终将导致衰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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